张维迎：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而非特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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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eleyoung 时间: 2025-8-10 16:18中国的未来最值得担心的是什么？不是能源、环境问题——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市场竞争推动的技术进步一定能为我们找到答案。我们没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或30多年前的罗马俱乐部那么悲观。中国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信念，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不断推进改革，完善市场，中国的未来会非常好。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制造越来越多的zhèng fǔ干预，中国的未来就面临着曲折和危险。
作者: 数码爱好者 时间: 2025-8-10 18:48
我们信有什么用，关键是LDR要信的啊。
作者: 非鱼 时间: 2025-8-10 18:54
细想下还真差不多，顶层特权者在哪个时代，生活享受都差不多，真真普惠的是体制内人员，底层人跟着喝个汤！
作者: 数码爱好者 时间: 2025-8-10 19: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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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广林居士 时间: 2025-8-10 19:19
本帖最后由 广林居士 于 2025-8-10 19:22 编辑
数码爱好者 发表于 2025-8-10 19:08
。。。。。。
https://xueqiu.com/4193057703/311944486
公子蟹
发布于2024-11-09 12:50
来自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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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逻辑起点：《中国的奇迹》与《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
1993年，改革开放已经走了15年的中国，每年以9.7%的高增长快速前进，这样的成就对一个人口超10亿的转型期国家而言，在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然而世界银行1993年发布的《东亚奇迹》报告却对此视而不见。于是，三位中国经济学者林毅夫、蔡昉、李周提笔写下了《中国的奇迹》，并于1994年出版。30年来，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预测应验了。
#不要接受它们的意识形态，而要深刻认识它们的底层逻辑，因为那些只是它们利益的工具而已。#
我想比较一下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三位所著的《中国的奇迹》，跟今年拿诺贝尔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并评价一下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的贡献。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来自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他们理论的核心，其实来源于他们2001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里的一篇文章《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项经验考察》（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这篇文章被18000多篇文章引用，这是非常可观的数据。很多人都预测他们会拿诺贝尔奖。
他们的著作《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其核心内容源自2001年的这篇文章，当然其中也加了新的东西，内容比2001年那版更丰富一些。
《中国的奇迹》跟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有共同的优点：基本的起点和基本假设都很简单。简单不是坏事情，是好事情，起点简单才能走得比较远。而且它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也非常重要，那就是：经济如何繁荣并持续发展下去，制度跟经济增长有什么关系。起点很高，目标也非常宏大，这是两项研究共同的优点。
其实还有一点，这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在技术创新方面含金量很高，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写技术性很高的文章。而在这方面，《中国的奇迹》的研究对象不太一样，所以应该在技术性方面稍逊一筹。
但是《中国的奇迹》最基础的理论刚才讲过，很多人都很熟悉，就是用禀赋结构出发去解析一个国家发展的比较优势等。
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研究的基本假设是：过去几百年来，欧洲人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搞殖民地，但不同殖民地引入的制度不太一样。假如在某一个地方，欧洲人去了，死亡率很高，他们就不愿意在那个地方安家立命。殖民者都是急功近利的，想很快地在这个国家剥削压榨，赚了钱、拿了东西就跑。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诸如北美洲，加拿大、美国这些地方，他们打算长期停留，所以根据近代西方的记录和他们的说法，引入制度的包容性比较强。但是，是不是制度的包容性非常强这个很难说。我在香港，我也经历过殖民地统治，这是有很大的歧视性的，所以说包容性很强我觉得他们是乱吹的。
第二点，他们所提出的殖民地根源理论比较笼统。不光是我一个人这样认为，比尔·盖茨在看完他们的那本书以后，他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们所谓引进比较“良好的制度”，什么叫“良好的制度”？他们提出了很多术语，包容性制度、攫取性制度等等。我们也不排除某个国家引入所谓不错的制度以后，会对经济产生负面作用。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他认为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非常容易出现利益集团，大家打来打去抢夺资源，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破坏，西方民主制度也会在贸易方面搞保护主义，跟禀赋结构理论的政治建议是相矛盾的，因为保护主义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比较负面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在理论方面他们的缺点比较多。
第三点，三位的研究阐述了引进良好的制度会带来经济繁荣，但是他们最终的目标是，阐述西方民主制度是包容性制度,他们是要证明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有利，其实这个论证是有问题的。
2019年，他们曾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我仔细读了，觉得挺荒谬的。他们根据Freedom House数据库，给175个国家的民主程度赋分并进行排名，接着干脆把这175个国家和地区分成两类，一类是民主经济体，另一类是非民主经济体。他们使用复杂的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发现属于他们认为民主的国家，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条件下，25年以内GDP比非民主国家高出20%到25%。当然这也不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一无是处，但是25年的增长才高出20%到25%，太低了吧！我们早习惯了中国的高增长，他们看不见“房间中的大象”，对中国的发展视而不见。其实很多人批评了他们这篇文章，在他们回归分析里面把14亿人口的国家，跟几十万人口甚至几万人口的国家同等看待，这在回归分析无法得到准确的结果。本来有更好的方法去处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曾经说过，为什么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看不到中国的发展？因为他们假设了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崩溃，崩溃了就影响不了他们的结论，所以他们根本不管。当今中国的实践提出很多问题，跟他们的理论都是相矛盾的，所以他们干脆不理。
第四点，两套理论都留下一个可能，那就是能否复制。如果用禀赋理论解释中国成功的发展经验，理论上别的国家也可以复制中国的经验。同样在理论上，三位诺奖得主研究的经验也可以被复制，而且他们希望别人去复制西方的经验。
复制别人的东西不是坏事情，我们不要太封闭，但是两种复制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根据禀赋结构理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禀赋结构。各国可以根据自己国家不同的禀赋结构，来发展出自己的发展策略，完全复制某一个国家的经验是不行的。但是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觉得完全复制西方的经验就能取得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就，这是典型西方人的思想。
我觉得他们的理论和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差不多，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已经完美了，就说你们来学我们吧。
第五点，检验一个理论，最重要是看它的预测能力，而三位诺奖得主的理论预测能力不行。三位诺贝尔奖的得奖者的论文于2001年发表，假设他们1998年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从1998年到2023年的这25年里，根据他们的结论，平均来看，相比没有跟从他们的国家，采用他们认可制度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要高出20%到25%，差不多每年多增长1%左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1998年到2023年这25年以内，中国的实际GDP总共上涨了624%，差不多等于他们所说的25倍，而且中国属于他们所认为的非民主国家。
所以这就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他们理论完全错误，反差太大了；另外一种情况，他们把中国分类分错了，中国是民主国家，而不是他们所说的非民主国家。
因此，按照我刚才所说的几点，我觉得林毅夫、蔡昉和李周更有资格拿诺贝尔奖。（雷鼎鸣）
作者: 广林居士 时间: 2025-8-10 19:25
https://zhuanlan.zhihu.com/p/1391310371
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阿西莫格鲁，2001）
鉴于知乎和其他地方似乎都没有对阿西莫格鲁这篇经典之作的详细解读，我试着抛砖引玉一下给出简要的全文内容方法总结，限于篇幅忽略了原文中的大量例子、数据来源和说明。
前排提醒，本文章仅涉及对阿西莫格鲁这篇文章研究方法和内容结论的概括。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2001."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 (5): 1369–1401.
本文主题为长期历史制度与当下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为欧洲殖民者的殖民政策，利用殖民地定居点死亡率来估计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欧洲人在不同的殖民地因地制宜采取了不同政策，确定了不同制度。欧洲人在死亡率更高的定居点更有可能建立掠夺型制度并影响至今。由于制度和经济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运用死亡率差异作为当前制度的工具变量，能较准确地估计历史制度对当下人均收入的巨大影响。控制制度变量影响后，非洲或近赤道的地理位置因素与人均收入的因果关系不再成立。
该理论基于三个前提：
1）不同殖民政策形成了两种不同制度。其中一种是“掠夺型”，不保护私有财产也不制衡zhèng fǔ，主要目的是掠夺殖民地资源。另一种是“新欧洲型”，欧洲殖民者移民定居并复制欧洲制度，保护私有财产并制衡zhèng fǔ权力。
2）殖民政策制定是从定居的可能性出发的。在疾病环境不利于欧洲人定居的地区，建立“新欧洲”社会的条件更差，更可能形成掠夺型国家。
3）独立之后，原殖民地机构仍然存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4910dc2d14&scene=27
作者: licq_gm 时间: 2025-8-10 19:27
市场不是万能的，就比方很多人贷款买了高房价这事，就是市场不能解决的。
作者: 广林居士 时间: 2025-8-10 19:32
本帖最后由 广林居士 于 2025-8-10 19:35 编辑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795c23b378&scene=27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作者: [美] 德隆·阿西莫格鲁 / [美] 詹姆斯·罗宾逊
出版社: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原作名: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译者: 李增刚
出版年: 2015-6
页数: 424
定价: CNY 75.00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35780348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5807931/
Why nations fail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读书感想
yutong 评论 Why Nations Fail
2013-03-12 11:24:05
不敢说是书评，笔记已经记完了，这篇就算是我的读后感吧。网上捧此书的较多，也有不少批评意见。我想这可能是源于读者对此书的定位不同所致，对我而言：这是一本知识普及书，而非学术书藉，因为它即既缺乏学术性的创新又缺乏学界应有的严谨，但是倘若把它当作知识普及书，则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发展脉络，触发思考。但若再有需求，读者可以再在此书的基础上进行拓展性研读。一句话，此书很值得看，但难以深究。
此书主要内容是通过列举和分析，由美国、墨西哥的比较引出全球十几个国家的经济史研究，指出国家制度有攫取型和包容性之分，不同的制度运行结果是，包容性制度体系下，可以促进创新，投资及社会进取心。整体社会效率高，于是走向容易正向循环。而攫取型制度则因为精英层不肯放弃权利，任意剥夺普通大众的产权，阻碍创新而造成贫穷，更重要的是攫取型制度形成了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使每一次革命都是一个独裁走向另一个独裁的过程，这就使社会陷入专制泥沼而无法自拔。
先说说我的观感，这本书静态地来讲关于这两个制度的框架是清晰的，包容性的制度实际是一个社会范围内的广泛的分权状态，分权型的包容性制度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是更利于社会稳定与创新。而集权的状态，可能会产生短期效率提高的状态，但是往往会由于权利不够分散，要么被利益集团绑架，要么陷入革命和动荡的怪圈。
这本书另一个比较具有启发性的视角是殖民对全球各国目前政治经济的影响。比如谈到南、北美洲发展的路径比较，殖民者到来前，南美矿富人多，北美寒冷贫穷，只有印第安游牧部落，没有庞大的定居人口。殖民者直接用武力征服了南美，建立起攫取型制度，而北美只能靠从欧洲输入劳动力，人少地多，新移民们通过不断争取权利，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国家。殖民主义也造成非洲等人口密集不发达地区现有政治经济畸形的后遗症，比如非洲，英法等国家曾经在非洲建立起一个精英高高在上，大部分百姓受到压榨的攫取型政权，英法等国先是通过贩奴后来是利用市场委员会等手段建立起垄断组织盘剥殖民地人民，直接形成了殖民地贫富差距过大，权利过于集中的社会结构，等殖民地一解放，西方国家一撤退，非洲的独裁者们直接拿起了殖民者遗留的武器来对付自己国民，是造成非洲贫穷现状的主要历史原因。
直率的说，如果本书命名为《殖民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并且简化成二三百页，那么其质量将要高很多。这个主题也是两位作者研究的出发点和专长，但当把殖民地现象扩展至全球，并且用一套制度经济学理论试图去解剖全球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现象，扩充成这么厚一本书，则显得过于宏观和博大而丧失了深度，超出了作者的驾驭范围。----如果单谈制度经济学，列举这些案例也没有问题，但这本书从经济史入手，谈的更多的是政治制度问题，在这一领域，作者明显有越线之嫌，并不擅长。具体分析下来，个人认为本书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正如对本书持较强批评态度的政治学大家福山所言，这本书的致命问题是其定义不清。作者一直在用举例说明问题，但始终未对攫取型制度和包容性制度做清晰定义，而且从作者的举例中也无法明确它们所指到底是政治制度下分权的范围还是经济制度的市场化程度。比如，英国光荣革命时，只有10%的人有选举权，但是作者将其定义为包容性制度，相反，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按作者意思是攫取型制度，却已经实现了普选。（当然普选结果受到一定外在因素影响）。博茨瓦纳是包容性制度，但是从经济制度而言，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较大，市场化程度受到挤压，反观作者定义埃及为攫取型制度，但是埃及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逊于博茨瓦纳。这样看，没有很清晰的定义依据，就会失之随意。比如当我们理解美国和塞拉利昂的对比时，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分清攫取型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区别。但在其它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作者直接贴上的攫取型和包容型的标签就难免会有些疑问。尤其是在具体阐释时，作者既忽视了攫取型制度和包容性制度在经济定义和政治定义的区别，也忽视了攫取型政治制度里面的独裁制度和权贵专制的区别。
第二个问题，是作者的论证过程过于看重结果，而忽视过程，这样难免致使论证的的现实意义不足，有以成败论英雄的倾向。应该说独裁体制是不稳定的体制这已经是共识。攫取型制度之下，权力过于倾斜必然存在较大的社会风险，但是，民主制度的取得也是要有一定基础的，往往是各种社会力量在长期角力中达到平衡的结果。实际上包容和固化都不是固定的，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在中间道路上徘徊，如何做出清晰的判定，并不像作者说的那么容易。分权的包容性制度与集权的攫取型制度往往只限于某些时间段，后来怎么发展，又如何避免固化，形成社会柔性，这里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模式，英美制度的形成是有历史渊源的，并不是知道了结果就可以复制。正如现代性是一个美好的景象，而现代化却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一样，包容性制度虽然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结果，但是基于不同国家国情基础之上的包容化如何达成，即如何实现稳定基础上的分权则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课题。通观本书，作者只是在列举结果，却没有对过程作详尽的研究，这样，对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考察就会丧失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其分析显得过于静态与单面。
另外，本书也针对发展的过程提出过历史结点论，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一些微小差别可能在历史结点处有放大作用。那么微小差别的形成是什么，历史结点是怎么形成的，这些进一步的分析的缺失会使本书在批评其它理论方面犯了简单性的错误。比如本书对于Jared Diamond、韦伯等地理论和文化论的批判，动态的来讲，地理论和文化论对于“微小差别”都是有影响的，新教至少在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中提供了文化影响因素，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竞争，也是英国贵族和皇权之争的重要因素。同样，地理论对原来南北美的殖民地社会有影响才可能形成后来的制度差别，作者在用制度论静态地分析问题时，不宜轻易否认其它理论对于制度形成的解释作用，因此，我认为本书第二章是失败的。
与之相关联的是本书的第三个问题：本书过于简化了时间维度，忽略了国家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及相应的分析。比如作者认为攫取式制度下的前苏联，其经济成功即使能取得也只是暂时的，但是，苏联经济的发展不是十年八年，而是长达五六十年，对一个经济体来说，五六十年已经能将一个国家推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上去了，对于苏联这一段时间的发展，作者的解释无疑是苍白的。作者论述格拉古失败之后的罗马，认为这是罗马步入攫取型制度从而走向衰亡的前兆，但是罗马的实力一直在扩张直到200多年后的奥勒留时期。这些时间，现代人可以一笔带过，但是作为实用主义的分析来讲，时间维度的丧失就等于丧失了一个理论的现实意义。过早的预言，如同谢国忠对房市崩溃的预言一样，是不诚恳的，更多地变成了押注。
最后一个问题，是作者的论据选取有明显的倾向性，回避了很多不能解释的问题。英美的案例耳熟能详，但作者忽略了如印度、墨西哥、玻利维亚等这些中间类型国家的细致分析，比如印度，是否能简单的把印度制度归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暂且不论，但如果认为其享有发达的包容性经济制度那就很有疑问了。还有，南美和非洲国家持续不断的动乱，内因不可否认，但冷战时期两大军事力量的对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者只提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而不提美苏在各自扶植对立面过程中各自提供了大量军火援助导致这些国家的和平难以维系对于它们走向现代化进程起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这一明显的证据忽视，显示作者的态度并不足够客观。
最后，我想从以上分析展开，再谈谈我们最关心的中国问题。作者把中国定义为攫取型政治制度之下的攫取型经济制度，中国三十多年的的快速增长是因为它在攫取型经济制度基础上向包容化的过程中迈了一步。但，这个理解无疑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不了解是否作者将一党专制、媒体监督及没有广泛参与性作为攫取型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我个人认为在将中国与其它案例进行比较时，很难讲中国是完全攫取型的经济制度。依作者的论述，攫取型经济制度对经济的主要阻碍是权贵利益阶层结成利益共同体，而阻挡新进入者，持久下来造成社会利益阶层固化，同时因为产权保护不利可能会阻碍自我再投资的实现。我再加上两条，一是因为媒体监督不力，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二是国有企业形成垄断格局导致中小企业发展受阻。如果细化分析下来，完全可以采用制度经济学里面进行交易成本分析的方法来逐一进行分析。但可惜作者并没有这个耐心。福山认为二位作者不足以信服的地方，是对中国这三十年的成就没有找出实质原因，这样对中国下一个未来会崩溃的结论有失轻率。这的确也是二位作者的软肋。
杨小凯分析曾指出过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是其交易成本不断下降的过程，张五常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县域竞争大大降低了制度成本，在民营企业发展进而在振兴整个国家经济活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经济学家的优势在于会算帐，即能量化的分析现实，这方面科斯及其学徒走的路子无疑很有价值的，但本书的两位作者，过于宏观，侵入了政治学的领域，比之亨廷顿和福山显得浅薄太多，结论就难免过于仓促而草率。
其实看了本书后，我对中国的情况至少是不悲观的，个人认为，依作者的分析，中国目前还很难讲已经进入了恶性循环，应该是在刀锋(edge)之上，往哪边拐，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验证。因为，第一，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权贵利益结合而阻碍其它层级的越级。换句话说，中国的领导阶层不能定义为直接的权贵阶层，中国的民营企业远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也没有象苏联和埃及那样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产生权贵绑架整个国家政体和经济。第二，zhèng fǔ，至少中央zhèng fǔ在决策方面首要导向是国家经济利益而非某阶层利益。第三，GDP的区域竞争，使中小企业在行政竞争中可以寻找最佳成长土壤。---即产生社会活力的县域竞争依然存在，各级地方zhèng fǔ领导仍将本地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因此仍致力于招商，扶植本地企业，这有利于竞争活力的保持。
但是，以上这几点并不是定论，因为，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如何解决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争利的情况，如何保护民营企业的创新意识，如何处理产权保护与制度转轨中权贵结合的关系，如何保障行政效率的优化都是一个我们重要的决定未来走向的课题。我们至少可以依据本书提供的其它国家的案例进行比较观察，看zhèng fǔ在解决某些事情上能不能推的动，比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官员财产公开等等这些都是观察点，如果这些事都不能解决，证明社会上层或者说官员阶层固化已然力量强大，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打破，很可能就在edge中走入恶性循环。
通观全书，why nations fail纵览了全球几十个国家几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宽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史料。反观中国问题时，我们会看到诸多相似之处，避免陷入坐井观天的狭窄思路，对于观察我国目前的现状还是有很多启发意义的。但是，本书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虽然清晰简便，却缺乏对历史进程动因的考察和分析，忽略了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差异所导致的发展路径的不同。可以以此书为起点，参考诸如亨廷顿《变化中社会的政治秩序》等政治学著作，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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